美国围绕中国科研人员和留学生的安全审查再度引发争议。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近日公开向美国学生、博士后和学者征集线索，询问他们是否曾因为研究机构“优先考虑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而失去研究职位、实验室机会或博士后任命。委员会还要求掌握第一手资料或证明文件的人通过举报渠道联系。

这一措辞迅速引发部分学者和美中关系研究人士批评。他们认为，调查学术招聘是否公平本身并无问题，但直接把“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作为调查起点，可能把国籍与不公平招聘甚至国家安全风险预先联系起来。

为什么这一提问引发如此大争议？

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博士后、实验室及研究岗位通常竞争激烈，录取因素包括研究方向、论文记录、专业能力、项目经费、推荐信以及与实验室研究需求的匹配程度。

因此，一名美国申请者没有获得职位，并不能单凭最终录用者来自中国，就证明存在对外国申请人的特殊优待。

长期研究美中科技关系的学者丹尼斯·西蒙认为，委员会有权调查招聘公平问题，但如果调查首先以“中国申请者”为对象，很容易让结论在事实调查开始前就受到身份因素影响。《Sinica Podcast》主持人郭凯撒和昆西研究所学者迈克尔·斯韦恩也公开批评这一做法，担忧其可能强化针对中国科研人员的负面标签。

美国也存在真实的科研安全担忧

不过，这场争议并非意味着美国针对科研安全的所有担忧都没有依据。

美国政府长期指控中国通过人才项目、企业合作、网络攻击以及部分科研合作获取敏感技术。美国司法部2018年启动“中国行动计划”，最初目标之一就是打击经济间谍、商业秘密盗窃以及未披露的外国关系。

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调查具体的安全风险，而不是把风险判断扩大到一个国家背景的研究人员。

这种界线在今天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科研机构审查外国合作关系，还是互联网平台处理用户资料，核心问题都应该是具体行为、数据流向和可验证风险，而不是仅凭国籍作出推断。此前围绕日本Mosavi监控、隐私与算法风险的讨论，以及对日本Mosavi平台内容治理与用户风险的分析，其实涉及同样的监管难题：安全审查需要针对实际的数据和行为，否则过度扩大监管范围，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与商业成本。

“中国行动计划”的历史阴影仍未消失

此次争议受到高度关注，还因为美国学术界对“中国行动计划”的记忆仍然存在。

美国司法部2022年正式结束以“中国行动计划”命名的执法框架，改为更广泛的“应对国家行为体威胁战略”。司法部监察部门后来也指出，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时，需要同时兼顾科研安全、公民权利以及公平执法。

此前MIT Technology Review对相关案件的统计曾显示，被纳入“中国行动计划”的被告中绝大多数具有华裔背景，这成为外界质疑该计划存在族裔标签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案件最终被撤销，也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科研界的担忧。

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人数持续增加

科研人才流动数据也让这场争论变得更加复杂。

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2010年至2021年间，共有近2万名曾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转往其他国家。每年离开美国的相关科研人员数量从2010年的约900人增加到2021年的2621人，而且2018年以后离境趋势明显加速。

研究人员指出，中国科研投入和人才吸引力增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美国国内针对中国背景科学家的调查压力和不安全感，也可能影响部分研究人员的去留决定。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赴美趋势也在下降。美国国务院官方数据是相关统计的基础，而近期分析显示，2025年5月至8月向中国公民签发的F-1学生签证数量约为4万份，比此前多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46%。不过，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约为34%，因此不同报道所使用的比较基准需要加以区分。

观点：真正的竞争不是谁“抢了工作”

美国当然有权保护军事技术、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其他敏感科研成果，也有必要调查真正存在的技术转移、隐瞒利益关系或间谍活动。

但科研竞争的另一面，是全球人才竞争。

如果一名研究人员存在安全问题，应当依据其行为和证据调查；如果一名申请者只是因为出生于中国，就被默认具有更高风险，那么这种政策最终可能把优秀科学家推向美国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此次国会委员会争议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美国面对的政策难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开放”与“安全”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建立一套足够精准的筛查机制：既阻止真正的技术和国家安全风险，又不让国籍本身成为科研人才获得机会的隐性门槛。

在中美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谁能够吸引并留住全球最优秀的科研人员，本身就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