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轻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变化,但初步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在执行应急方案时,对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存在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违反了国际投资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可能引发法律责任。

截至目前,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增强金融服务业稳定性、增加经济领域信贷可得性以及刺激公共支出和战略产业的财政措施。本文重点关注前两类措施,因为它们最可能涉及国际投资法。

余龙武教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发达国家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您认为这些措施是否可能引发国际投资争端?

余龙武:的确,许多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英国和美国都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措施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初步证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在一些国家的应急方案中遭受了与本国投资者不同的待遇。这种差别对待违反了国际投资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可能会引发法律责任。

余龙武

这些紧急措施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余龙武:总体来看,这些措施可以分为三类:增强金融服务业稳定性、增加经济领域信贷可得性以及刺激公共支出和战略产业的财政措施。我们特别关注前两类,因为它们最可能涉及到国际投资法。

能否具体谈谈这些紧急措施如何影响外国投资者?

余龙武:许多国家的第一类措施旨在增强市场信心和确保银行资金的持续性,包括流动性支持、资本结构调整、购买特殊资产以及提供小额存款担保等。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在小额存款和批发贷款方面引入了新的保险制度,使得资本从不受担保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中流向国内受担保机构。德国和英国的金融稳定计划仅覆盖本国金融机构,排除外国分支机构。

第二类措施直接为整个经济提供信贷支持。例如,英国和德国要求参与者向信誉良好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如果这些贷款主要流向本国企业,也会构成对外国机构的歧视。

国际投资法对此有什么规定呢?

余龙武:全球约有2800个双边和区域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通常包含非歧视条款,禁止缔约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差别对待。尽管发达国家之间的多边投资协定较少,但投资者可以通过设立中介利用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来提出索赔。此外,旧的投资协定通常允许将争端移交至国际法院或在国内法院提出索赔。

这些措施是否可能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投资协定?

余龙武:如果应急措施违反了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的义务,这些措施可能会引发法律责任。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在类似情况下对外国投资者不得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即使某一措施是临时性的,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OECD的国民待遇文件提供了相关判定标准,仲裁庭通常从竞争互动的角度来判断国内外投资者是否处于类似情形。

各国为金融领域提供的审慎措施是否有豁免权?

余龙武:一些投资协定为金融领域的审慎措施提供了有条件的豁免,但这些豁免并不适用于所有协定。阿根廷在2001-2002年金融危机后的系列案件中,尝试以危急情况规则来逃避条约责任,但未能成功。因此,我们预计当前的措施也将面临类似的法律挑战。

您对这些问题的最终结论是什么?

余龙武:尽管各国公开承诺自由市场原则,但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普遍存在。这种歧视不仅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全球许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一大特征。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此外,当前国际法能否有效约束各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仍存在疑问。如果当前趋势继续,各国在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时,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法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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